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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写作的自然意识或者说自然性的内在特征和表现，并非是草木虫鱼等寻常存在的生长规律及其在某些阶段的本体状态，或者朝露曦光、暮色山河等简单的自然时刻。而应当是一个相当宽泛、无所不包甚至可以涵盖天地万物的普遍状态、包罗各种表现甚至是极致表现高度综合的生命、非生命的交互与探索平台。天下万物，不论大小、明暗、远近，皆是一个整体。它们虽然纷纭熙攘、种类繁多、各自不同，但都不是单独的、割裂的，正如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说，“每个人都与他们的生身之人乃至周边生命有着难以割断的肉体与空间联系”。
在这个大的背景当中，文学的自然意识或者自然文学的概念才得以成立。如果仅仅是人，或者把人和万物分别、单独看待和书写，文学的自然性和基调就不存在。世界是一个浑然的“整体”，一个容纳所有地球生命的“肉身的、精神的、灵魂的鲜活现场”。这个“现场”之中，生命与生命相连，此物和彼物纠结，“众物”和“终生”相依，灵魂与灵魂沟通，现实与现实携手，精神与精神碰撞，“个体”与万物同在，它们和我们同样的丰饶、复杂、有趣、深刻、自成系统，一衣带水，同气连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论是哪一种生命存在，与其他所有的生物都气息相通、相互作用。
如斯的景象，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循环往复，永无休止，持续至今，也演变至今。《荀子·修身》中说：“趋舍无定，谓之无常。”万千事物都有共同的规律。无论是人，还是物，其本身都在不断变化当中，前一刻和后一刻之间，可能大相径庭、面目全非。因此，地球以内，“变化”和“不断变化”才是其本质所在。其中有些物种自然消亡或“洗心革面”的原因，也在于它们遵循了事物和事物、同类和同类、“我”与“他者”之间永在进行的优胜劣汰的残酷法则。
这种残酷性其实与群体生命此消彼长的本质、特性和现实性是相通的。文学书写的自然性，就是要发现万物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诸多可能，当然包括万物在不同的环境、气候，以及周边的事物发生变化以后，所体现出的生命存在特征及其细微、独特、深切的自身和外部因素的变化规律，以及对人和其他生物存在的诸多影响。
万物既是个性的，也是共性的。而个性才是其真正的存在价值。各种动植物的自身，既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又以单独的名义，在万物之中，以独特的品性与特质跻身于芸芸物种之间，当然还有空气、泥土和水，它们都会在某些时刻绽放和体现出诸多妖娆的、神秘的姿态和动作，以及意想不到的极致状态与变化中的诸多令人惊艳的特征。它们的新鲜与美好、轰鸣与豁然，都是自然文学写作应当捕捉与精当呈现的主要方面。当然，作为文学作品，自然写作并非对事物简单的描摹、观察与呈现，而应当找出万物对于自身的诸多影响，尤其是某个单独物种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和自身的嬗变，与我们这个星球的深刻牵连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细微调整与重大改变等。
然而，万物的一些变化却是难以被人捕捉和发现的，它们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这规则既和其他事物趋于一致，却又千差万别。一旦把事物固定，只在作品中书写事物的某一个侧面，而没有从一个侧面达到触类旁通，那么所谓的自然文学书写就会大打折扣。福楼拜说：“非凡的激情才能产生卓越的作品。”这种“激情”，应当是对万物存有巨大爱意，由此及彼、由物及我的惺惺相惜，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而不是“我”以人的角度，甚至自恃智慧、高于其上的姿态，单方面地进行附会、解读，以及罔顾本质与其自身命运特质、变化规律的自说自话。
在很多时候，我们只书写了事物的某一个方面和性质，以及在某一瞬间的表现与变化等，但在整体性上显得牵强。一个优秀的自然文学写作者，在精密观察与发现的同时，更应当注重对万事、万物全面的体察，即融入万物，使万物与“我”的精神产生共振，而不是把事物看成自我的一种情绪化排遣与故弄玄虚。其中的“体恤”尤为重要，在很多时候文学艺术的基本目的就是令读者从中体验到同声相求与同气相应。
诸多的事物和事物之间，既有复杂、丰富、悖逆、模糊的一面，也有互助、合作、相辅相成、彼此暗中或明确产生影响的秘密关系。对于自然书写而言，可以细微到粒子量子、昆虫的盔甲，也可以将整个天地纳入针尖、指缝、须臾之间。
所谓的自然写作，简单而言，即自然万物对人的影响与塑造，人对万物的观察和态度。自然文学写作，是一种大的人类意识，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躬身于草木”，观察和呈现其一般规律，而应当把地球上所有物种视为一体，发现动物和植物，以及它们同类之间无所不及的联系。自然文学写作者更应当是优秀的科学家与博物学家，应当具有“我”与万物“同生同在”的共鸣意识与悲悯情怀。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哪怕是一张废弃的纸片、一只落难的蚂蚁、一片将落未落的叶子、一只远在大洋彼岸的蝴蝶等，也能与写作者在精神、情感、思想上相互贯通。自然文学写作者，对世上万事万物始终心怀大爱与柔润的慈悲之情，这既是一种情感和精神的能力，也是文学书写更贴近甚至与笔下事物“同心同德”的要诀之一。
（作者：杨献平，系四川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副主任）
